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感觉到岁月如梭？

我们的经济怎么样了？强弱参半，供应强，需求弱；ＧＤＰ增速实现５．５％，很不错，其它所有数：销售指数、工业指数、外贸出口、企业利润，集体向下，青年失业率三创新高，高达２１．４％。而人们还质疑数据不真实，实际水平是５６％，就是这个被质疑的数据，统计也表示八月份不再公布了。

这与年初各路专家及统计的预测，出现了一定的反差。

(资料图片)

疫情之后，我们有太多太多的理由看好中国经济：景区人流滚滚；Ｍ２两位数增长；对民营经济又大张旗鼓地做了一个升级版的肯定，从两个毫不动摇的“鼓励、支持、引导”，变成了“发展壮大”，甚至给出了一个“长期性”边际，民营经济将是下一个百年计划的“生力军”；特别是房地产，几乎所有的限制全打破了，降首付、降息、金融十六也做了一个升级版，顽强地支持流动性，更惊悚的是海南楼盘五折促销一反常态地得到了肯定。

如此地拼经济，结果却不尽人意，那经济就真的是有问题了。

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

是需求不足。

为什么需求不足？

因为消费刺激不起来。

为什么消费刺激不起来？

因为中低收入群体缺少对就业与收入的预期？

为什么中低收入群体缺少对就业与收入的预期？

因为这届民企不行。

民企支撑了８５％的就业，国企支撑了７％的就业，民企不行，还想怎么行？

经济上是冰火两熏天。国企形势一片大好，在过去的十年里，资产一直在以年均１５％的速度在扩张，目前是民企资产的两倍，但是，国企只承担了不到民企一半的税收，无论从税收，还是从就业的角度看，国企的强大都传导不到民生；而对民生影响巨大的民企，２０２２年利润下滑７％，２０２３年继续下滑２２％，大批的企业倒闭，更多的企业已经成为僵尸企业，它们活着，其实已经死了；所有的企业都在裁员降薪，这就决定了在一个相当的周期里，无法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提高居民收入，即第一次分配收入。

所以，从市场的角度说，提高收入不可期。凡是高调提高第一次分配收入的专家，都是纸上谈兵的伪专家。

提高收入的堵点是民企？

对这问题的回答，应该是先问民企为什么出现了衰退？

这当然有国际大环境的问题，也有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会遭遇到的周期性问题，但是，更根本的问题是营商环境。

当我们谈《劳动法》中性原则时，人们在质问，为什么外资企业可以遵守，为什么很多民企不能遵守，这种愤怒的问诘完全理解，既然办企业，当然要遵守《劳动法》，但是，经济的问题有它自身的规律，仅仅有正义感还是不够的，要问更多的为什么？

两个方向的解读。

第一个方向是民营的市场地位。

中国的市场经济存在非中性的挤占，也就是说，政策提供的支持是以所有制为锚定，不是以效率为锚定，从而出现了资源错配；低效的企业拿到了多的资源，最低的贷款利息、唯一的市场准入、各种各样的政策红利、优惠的税收与补贴；占据了市场资金资源的８０％，却表现为低效，这就是所谓的“非市场化行为”，是哈耶克说的计划性的浪费。既然市场不再是一个有效市场，资源当然无法流向高效的民企与民生。

这是经济结构的堵点。

第二个解读方向是分配。

人们一谈分配就推到两极分化，两极分化是现实的存在，但是，这并不是中国分配关系中的全部逻辑。分配是三方的分配，不是资本能说了算，在中国尤其不能。

三方包括：财政、企业、劳动者；

也可以说是权力分配、资本分配、劳动分配。

谁是大头？

回答这个问题看看企业利润表、负债表与税收就清楚了。民企２０２２年实现利润２６６００亿元，４７００万家企业平均年收入不到６万元人民币，资产收益率不到２％，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水平，老百姓直觉万恶的资本家们赚的钱都去哪了？银行２０２２年坐吃利息，利润竟然可与４７００万企业比肩，为２３０００亿元，银行的净利润近些年一直在以两位数在增长，疫情期间尤其增的快；税收也有类似的情况，２０２３年民企的利润在下降，税收却增加了３３％；２０２２年民企税收近１０万元，是民企收益的三倍以上。

在一个经济高增长的周期，企业还可以承受高税率，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时，就意味着体制成本相对高；。从而构成了三方分配中，财政对企业的挤占。

第二次分配水平

财政在分配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责任，就是提高居民的第二次分配水平，主要是提供高水平以至全免费的医疗、教育、养老与就业的社会保障机制。

第二次分配是全民共享的分配，是所有经济体平抑两极分化的主要途径，离开了第二次分配，孤立地谈两极分化，并不完整。北欧基尼系数很高，在０．５左右，但是社会保障机制水平也很高，基尼系数降至０．３左右。相反，中国的保障机制这一块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比，还有相当的距离，基尼系数高达０．４７，超出了０．４的安全线，这两年干脆不公布了。

所以，提高居民收入的前提，是要把企业从高税率中解放出来，创造良好的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；财政要将收入的７０％以上用于民生，提高全民共享的第二次分配水平。

企业有了利润，有利于提高第一次分配收入水平，财政将收入用于民生，向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位线靠近，提高全民共享的第二次分配收入；消除了收入上的这个两个堵点，劳动者创造的价值才能传导到民生。

这就是解决需求不足的终极方案。